谢德瑶
    谢德瑶，女，1950年7月出生于南京，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197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6年毕业于内蒙古农牧学院农学专业。1963年至1968年，在南京市第五女子中学读书；1968年至1972年在内蒙古伊克昭盟鄂托克旗查布公社插队知青；1972年至1973年，内蒙古伊克昭盟鄂托克旗三段地公社学校教师；1973年至1976年，内蒙古农牧学院农学专业读书；1976年至1984年，内蒙古农牧学院林学系教师，后归内蒙古鄂尔多斯农牧学院教师；1984年至1986年，内蒙古伊克昭盟科委计划科；1986年至今，国家环保总局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先后担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人事科长、处长、办公室主任、党委副书记。
    二、奔赴鄂尔多斯大草原
    作为“文革”期间老三届毕业生，我也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末那场上山下乡运动，“经风雨，见世面”，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内蒙古大草原，奉献给了草原人民。
根据有关文献和当年南京插队知青的记述，“文革”初期，南京市本没有组织中学毕业生到内蒙古插队的任务，1968年10月，南京知青到内蒙古鄂克托克旗、乌审旗插队落户一事，是由南师附中、九中、二女中等学校一批中学生自发并得到江苏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各级领导的支持，以及国务院的认可。
   1968年七八间，南京九中的几个学生，被北京知青奔赴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插队的事迹所感染，产生了到内蒙古边疆去插队的强烈愿望，当时南京的其他中学（南师附中、二女中）也有学生准备到内蒙插队，当时几所中学生分头行动，当年8月21日，九中学生选择内蒙古的7个旗县寄出决心书。江苏省、南京市的领导对他们的行动予以高度赞扬。8月25日、26日内蒙的7个旗中也有两个回电表示同意接收。8月27日，内蒙伊克昭盟给南京九中学生回电，表示愿意接收南京知青。而此时南师附中的学生已分成两路，一路去呼和浩特找一位同学的亲戚，一路则直奔科尔沁草原，联系插队事宜。那里的负责人也同意接收他们，江苏省及南京市的有关领导认为南京市知青还是一起插队比较好，初步决定安置500人。到内蒙插队的消息在南京传开后，各学校都有学生强烈要求报名到草原“经风雨，见世面”。后来经过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和江苏省革委会的多次联系和国务院的协调，决定安排1000名南京中学生到内蒙古伊克昭盟插队。
    1968年夏天，初中毕业已两年的我正在南京市第五女子中学参加“文化大革命”，当时已18岁。由于全国开展“文化大革命”，我们失去了继续升学和就业的机会。当时上山下乡就是我们那一代立志青年学生惟一的出路。我们中学生要求到内蒙插队的要求被批准后，名额就分到各个区，我所在的五女中当时属于红卫区（原建邺区），分有120个名额，五女中有50个。同学们都争着报名，报不上还急得哭。我当时属于积极进步的，未与家人商量就和战友们一起报了名，那个年代父母是很无奈的，只有听任孩子的选择。报名后有关部门就组织我们学习、分组，我们并不清楚去那边干什么，内蒙来的人告诉我们：去当赤脚医生（“文革”特有名称）、中小学教师、在草原上放牧，说得很令人神往。
    1968年9月9日，南京市在人民在大会堂召开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大会，我作为即将奔赴边疆的学生代表在大会上作了发言，这表明我的决心必须付诸行动。
    动身赴内蒙之前，我和母亲一块去五老村派出所销掉了南京户口。当时母亲就满怀心思地说户口销掉容易，再安上就难喽，对于我的选择，父母的心情是非常难受的。我作为子女中的老大，面对众多的弟妹和家庭经济比较拮据的状况，自食其力减轻家庭生活负担，也在我当时的考虑之中。
    1968年10月21日，是我们离开南京奔赴内蒙的那一天，也是我终身难忘的一天。头一天夜里，父母彻夜难眠，而我却睡得很沉，母亲指着熟睡的我跟父亲讲：“到底还是个孩子，还睡得蛮沉的。”这是母亲以后对我说的。我当时充满着革命的激情和一腔热血，对前途充满着幻想和希望，一心想着早点走向社会，走上新的工作。根本没有想到这一走对决定我的一生是多么的重要。走的当天早晨父亲背着我流泪，告诉我说不送我了，要去上班，由母亲送我到火车站，说完含泪离开家。事后才知道当天父亲还是忍不住去了火车站，可惜火车早已离去，只见车站上留下的一堆鞋物（送行人太多拥挤所致）。当天我们在学校集合，从学校出发，大家肩背行李，扛着红旗，高唱革命歌曲，一路步行走到下关火车站，沿途是欢送的人群。南京长江大桥铁路桥已于10月1日建好，刚通车不久，我们南京的1000名知青就这样坐上了一列开往内蒙的火车，离开了生活了多年的六朝古都——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