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　生
　　　1931年6月，在上海发生了一起轰动国内外的牛兰“国际共谍案”。其案从审理到宣判长达一年余，上海租界当局和国民党当局都表现了异乎寻常的兴趣。牛兰一案还惊动了国共两党诸多高层人士，许多中外名人也涉足其中，纷纷表达对该案的关注。现据当年的资料及近年来陆续披露的有关情况，对牛兰一案分述如下。
    二、中外人士的营救行动
　　　牛兰夫妇被捕，真实身份暴露以后，使当时在华的国际革命组织几乎全部处于瓦解状态，同时使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联系也完全中断。不仅如此，这一事件还波及到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其他共产党组织。上海租界当局根据从牛兰处查获的文件，证实了前不久共产国际远东局在香港成立了一个分支机构——南方局。英国警察在那里逮捕了一名越南人阮爱国，他是印度支那共产党共产国际香港分站(南方局)的负责人。这位阮爱国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胡志明。同时，从牛兰处查获的文件，也使上海日本租界当局发现了好几名与远东局有联系的日共成员。
　　由于牛兰一案牵涉面广，因而成为轰动中外的重大政治案件。
　　牛兰夫妇被捕后，对他们的营救工作也随即开始。营救牛兰的计划是由中共保卫部门会同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情报部上海站共同制定的。苏军方面的具体负责人是后来成为震惊全世界的“红色间谍”理查德•佐尔格，中方由于党中央机关大部分已撤离上海，因而这项营救行动是由中共中央联络员潘汉年负责。营救工作分公开和秘密两种方式进行，7月10日，潘汉年邀请文化界著名人士柳亚子、田汉、郑振铎等在上海汉口路老丰斋菜馆磋商营救牛兰夫妇事宜，决定联名致电南京汪精卫、居正和司法行政部长罗文干，呼吁释放牛兰夫妇。7月11日，理查德•佐尔格通过史沫特莱与宋庆龄、鲁迅、杨杏佛、斯诺等32人成立了“牛兰夫妇上海营救委员会”，主席为宋庆龄，书记为史沫特莱，办事处设于上海四川路216号302室。该委员会成立后便与国际援救牛兰委员会合作，要求“将牛兰案移沪审理，或无条件释放牛兰夫妇”。其间，我党情报人员又冒着极大风险，通过同乡关系，付出三万元酬金，索取了一张牛兰亲笔写的纸条，证实了牛兰确在国民党手中，防止他们将牛兰夫妇秘密处死后，推卸责任。
　　以宋庆龄为主席的“牛兰夫妇上海营救委员会”成立以后，许多国家的社会名流、文人学者纷纷致电宋庆龄，呼吁营救牛兰夫妇。其中有德莱塞、凌因等31名美国作家，德国的罗弗莱赫儿等十余名教授、艺术家，德国劳动妇女领袖、共产党员、年届75岁的克拉拉•蔡特金，德国著名版画家珂勒惠支，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等等。
　　牛兰夫妇于1931年11月由南京卫戍司令部交给法院监狱关押，以后又被解往苏州关押，直到1932年夏，才又被解回南京。其间，宋庆龄与蔡元培、杨杏佛联名打电报给国民党中央，要求“予牛兰夫妇以公开审判，并许其自聘律师辩护，如证据不足，并望立予释放”。
　　牛兰夫妇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备受折磨，为和当局斗争，他们曾进行了三次绝食斗争，身体疲惫不支，每况愈下。1932年7月2日，牛兰夫妇在南京狱中又开始了第四次绝食斗争。
　　当宋庆龄得知牛兰夫妇又一次绝食后，心情十分焦急，立即让在上海的马海德医生去南京，到狱中为牛兰夫妇治疗疾病。1932年7月11日宋庆龄又亲自从上海赶到南京，去中山陵谒陵以后，马上和牛兰的辩护律师陈英意、另一位外籍律师及牛兰的一位亲属，前往江宁地方法院看守所探望牛兰夫妇，“劝告他们进食”。宋庆龄还以营救牛兰夫妇上海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发表宣言：“我侪与欧美之著作家、医学家、法学家、科学家、艺术家、教育家及政治家，凡关心牛兰夫妇案者共同联络，为人道正义及不可侵犯之政治自由权，而请求应准牛兰夫妇之请求，将案移沪，或将其全部释放。此种请求须立时应允。今日牛兰夫妇在南京绝食之第十日，世界上最高思想所系之二人生命，国民政府视如儿戏，牛兰夫妇果因绝食而死，任何歉意，任何理解，皆不能涤此污点。”
　　7月12日，宋庆龄在南京面见行政院长汪精卫、司法行政部长罗文干，要求与蔡元培联合具保，让牛兰夫妇移至上海就医。法院当时已允许牛兰夫妇去上海就医，并定于13日离开看守所。宋庆龄于12日晚连夜乘车返回上海，准备安排牛兰夫妇就医事宜。谁知罗文干认为法院的处理“违背法治精神”而坚决反对，并以辞职相威胁，因而牛兰夫妇未能成行。宋庆龄遂于7月17日再抵南京，与杨杏佛一道去江宁地方法院看守所探望牛兰夫妇，再次劝他们进食。她指出在中国法西斯的监狱中，绝食无济于事，并令陷入反动当局慢性虐杀的圈套之中。后由宋庆龄具保，国民党当局将牛兰夫妇移至南京鼓楼医院就医。
　　1932年8月5日，牛兰夫妇病愈出院。那天下午2时，首都警察厅派特务队40名武装警士，大汽车两辆、小汽车一辆、摩托车两辆去鼓楼医院押回牛兰夫妇。牛兰夫妇住院期间，受到4名宪兵、4名法警的日夜监视。此时，牛兰身着西装、翻领衬衫、黄皮鞋，汪德利曾穿白绸西装、黑缎中式便鞋，他们向医护人员一一致谢后，登上了满是军警的大汽车。一时间，鼓楼医院门口聚集了200多人，想要一睹牛兰夫妇的风采。
　　8月10日，江苏省高等法院借江宁地方法院对牛兰夫妇进行公开审判。在十余次庭审过程中，牛兰夫妇始终坚贞不屈，他们曾因据理力争，数次被军警强行押出法庭。宋庆龄曾公开赞道：“牛兰夫妇的名字仍与每个工人阶级反对压迫恐怖的斗争联系着。”1932年8月19日上午9时，法院最后一次开庭。这天，法庭内外警备森严，旁听者入席时，均要由军警仔细搜检。国民党法庭审判长黎冕根据顾顺章、向忠发等人的供词以及所谓“证据”，对牛兰、汪德利曾以扰乱治安、勾结叛徒、煽惑军队、破坏纪律等危害民国罪，判处死刑，而后又援照大赦条例，各处以无期徒刑。据当时报载，牛兰夫妇在法庭听候宣判时，均“默然无语，神态自若”。自此，牛兰、汪德利曾夫妇被囚南京老虎桥的江苏第一监狱，单独关押，不准与其他犯人接触。
　　为了推翻对牛兰夫妇的判决，8月25日，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再次致电国民党政府，呼吁赦免牛兰夫妇，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拒绝。8月3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刊登发自上海的有关牛兰案的电讯，号召革命人民进行“广大的反抗运动”。10月23日，《红色中华》再次就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逮捕牛兰夫妇这一暴行提出抗议，并指出：“我们现在只有以苏维埃运动的扩大，红军的胜利，推倒帝国主义国民党来救我们的被难同志出狱。”1933年初，国际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再次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释放被终身监禁的牛兰及其夫人。”
　　营救牛兰夫妇的行动一直没有停止。